昨天开始,终于拿起了已经在书架上耽搁了一两年的《沉默的大多数》。
这本来自于王小波的杂文集,汇编了他主要发表在 90 年代里的诸多杂文篇章,每一篇 10 到 20 页不等,往往是缘起于一件小事或者一则故事,引发的关乎于更高维度层面的思索,其中包括社会层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探讨。我以为,这算是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是伦理学、哲学的范畴。这本书可算不上是轻松的读物,虽然只是读了前几个篇章,但我还是不住感叹,这些文章是如何发表的,而这本书又是怎样出版的?
的确,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再没有“王小波”出现。但这的确是一个从很多社会维度上,容不得“王小波”存在的时代。现在的学者、现在的作家,都更像是从一套模具里刻出来的复制品,只有一种类型、只有一种姿态,只有一种样貌。这种「只有」,在一些领域,甚至得换种措辞,叫「只能有」。
我终于有些理解了好友的母亲曾经说过的那一番话:
“80 年代,才是中国‘文艺复兴’的黄金年代!”
我又越发同意了另一个好友的激昂陈词:
“文艺创作,本应当是自由的!”
只是,很可惜,我们没有深刻经历过上世纪的“黄金年代”,我们在文学与艺术的领域里,也逐渐被禁锢。我依旧认为,环境是一个客观与被动的大方面,但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在人的意识这个主观与主动的小方面,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模样。
当绝大多数人的思考都趋于同化的两极,那这个世界上便不再存在着思考这件事情了。因为一个人经过思考的链路,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服从大多数的话,这个思考的链路本身就没有存在着的必要性了。
长一样的只会让人审美疲劳,参差多态,才能创造有趣。
所以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一个同频且有趣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真的是一个模样。「千人千面」简直可以说是另一个冷笑话,因为当一个人就一件事,发表一番见解,得出一通结论的时候,TA 就已经归于两极集团中的某一极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了一个作者,一层层在挖掘一个社会现象/事件「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推崇 TA,因为 TA 与我们思考的方式,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都截然不同,更不要说最后那个你无比同意却想象不到的结论了——绝大多数人只会评判好与坏,哪怕是不好不坏,而 TA 更在意的是「为什么」。
早年孔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现在此种光景与模样,与这个传袭、垄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所有的环境,甚至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物的思索框架,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跳脱出来过。包括我们最日常的工作、家庭与婚姻。
我以前觉得,“难得糊涂”是一种境界,“傻人有傻福”是一种快乐。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羡慕“傻人”的乐,可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对比过,究竟是“傻人”的快乐更快乐,还是“聪明人”的快乐更是快乐。仔细想想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珍贵时刻里,那些让人酣畅淋漓的瞬间,恐怕都是你获得知识、拥有新知、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时刻,这里面哪一个不都得足够“聪明”吗?
这一刻,我才真的意识到,我的人生,思考的还是太少,认识到的还是不够多,我花在琐碎日常的时间与精力,依然占据了生命的绝大多数时光。所以,我对于许多事情,虽然有所领悟,却难有深刻的思考,得不出拥有更大价值的结论,也更写不出来我想要写出来的那些“像样”的文字。但我知道,其实我有能力,我也曾经做到过。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没有诞生另一个“鲁迅”,也没能再遇到另一个“王小波”。参差多态的他们,不光没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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