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楼对面的商场,在去年八九月份新开,算是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餐的「战场」,这个商场的名字叫「喜悦」。纵观王府井这条街区附近的餐饮物价来说,「喜悦」的定位的确也让人很喜悦。
唯一谈得上稍微“不便”的地方,是我们需要从东方广场的大楼出去,越过王府井大街的人行横道,才能到达对面。而这一段路,是“王府井大街”唯一允许车辆通行的一段。
按理说,北京的综合素质应当走在全国的前列,包括车辆与行人。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北京有“车辆必须让行人”的规章,也没有行人闯红灯的行政处罚。但我知道,在很多一线或者准一线城市,甚至于一些二线的省会城市里,二者都已然成为通行的条例。
所以,即便我们与「喜悦」之间有一条斑马线,但人来人往,还是得看车辆的“脸色”。如果你停止不前,很可能就得一直等下去。于是,也就出现了如我一样的行人,我们像交警一样,在过马路之前,先伸出一只手,跟即将行至的汽车示意一下,再赶紧加快小碎步,快速走过这条宽度不足十米的车道。
这个过程很“诡异”的地方是,行人和司机在这个过程里,都不开心。行人觉得你司机礼让我是应该的,当你看见我出现在斑马线的时候,就应该主动降速停下来让我通过,而不是让我过个马路还担惊受怕。司机心里也极其不爽,怎么这么多人,你们能不能快点走,别磨磨唧唧的。
我不开车的时候是行人,开车的时候是司机。二者的经历和心境,我都有过。只能说,一个人的屁股决定一个人的脑袋,坐在驾驶室里跟走在大街上,立场就会鲜明得不同。但真让我们理智和冷静下来的时候,即便是作为司机的我,也知道,遇到上述这两种情况的时候,汽车就应该停下来,再着急也不该那样暴躁。
一个月之前,我们团队组织去怀柔团建。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先是驱车去一个 7 公里外的农家餐馆吃午餐。因为不熟悉路,便在驱车的过程当中走走停停、兜兜转转。遇到了跟我们一样开车的人,出现了跟我们一样的“迷乱”。下雨天,车辆之间难免会出现你挡我一下道我挡你一下道的情况。但我们彼此之间很有默契,反倒你让一下我让一下,彼此显得“谦恭有礼”。
可当车辆行进五环里,同样的道路、同样的车,事情却变得显然不同。人们不会在意是不是下雨天应该慢行,只要前面这个车辆停顿不前或者行驶得“磨磨唧唧”,后面的喇叭绝对会在 2 秒之内连续响起。
我跟车上的同伴说:
“我们终于进城了!”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虽然是一句戏谑,但显现的,似乎是我们潜意识里已然根深蒂固的某样东西。我们作为「客体」,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成为「主体」的时刻,也就自然而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应当的、正当的。
北京这地儿,实在是很奇怪。我总跟在外地的朋友分享,我有时候并不明白,北京天然的「戾气」来自何处?车辆与行人的关系,是一个缩影;地铁上因为拥挤带来的口角,是另一个。车辆与车辆之间,那就更不必说了。而如果把开车和坐地铁看作是在北京的两种最大阶层的人群分类的话,那基本上覆盖了绝大多数的社会人口样本。
这跟经济发展降速和社会环境变化,或许有关,但关系一定不大。因为多年之前,这个地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只能理解为,节奏太快是「催化剂」,但本质上还是因为每个个体都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所有有悖于自己的「理」与自己形成冲突的,都是价值错误的。这种在社会环境层面普遍践行的价值观念,你很难不认为它是一种畸形的存在。然而个体层面往往又难以与之真正意义上有所抗衡,坚持不住的人最终同化成了其中的一份子。
我曾经分享说,即便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真正爱上北京,或许其根源也来自于此。而这十多年,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搬离通州的原因,或许也有这个层面的考量。毕竟通州是一个脱离于主城区的独特存在,社会基础设施丰富且健全,“养老”人群占了人口的大数,生活更像是在一个二线城市的节奏,人们的脾气跟在城区里也有所不同,收敛、平和了许多。这里的人,能平静下来好好说话。它像是给在北京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每日持续大约 12 小时的「乌托邦」,尽管这个「乌托邦」现在也并不便宜,毕竟它距离主城区也就半小时地铁,毕竟它还隶属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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