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素材

朋友说，在短视频里看到了李雪琴的某个综艺切片，她在里面说，在北京生活，很难积累出更多的搞笑素材，但是在东北、在自己的老家，幽默这件事儿总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深有同感，只是对我而言的“素材”，不在搞笑的层面，而在写作的体验上。

我始终觉得，快节奏的环境，消弭掉了许许多多本该由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同样的 24 小时，在北京的我们，工作占据了 12 个小时，睡觉占据了 8 个小时，留给其他生活的余地，包含吃喝玩乐，只剩下了四个小时。而在二三线地区的其他人类，不那么卷的工作或许只有 6 到 8 小时，能够沉浸在生活里的时光，可能高达 8 个小时。人们总说，日子总是过出来的。但过与过之间，终归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些可以戏谑的、搞笑的、幽默的桥段，是无法在紧张的生活当中创造出来的。文艺生活的发展，势必是在人有闲暇时光的时候，才能被进阶创造。就像脱口秀里的段子一样，大城市里“出土”的内容，其底色往往更令人发涩发苦，是其原因。

精神需求是建立在物质需求之上的存在。在大城市里，满足生存的阈值总是更高的。就像朋友们的感知里那般，在帝都，现在能找到 2 万块钱的工作，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但转过头来再问一嘴，2 万块钱能否满足你或者你的家人的生活需求，绝大多数的答案又会是「将将够」。或许，大城市的收入水平是小县城的 5 倍 、10 倍，但同样的，生存需求大概率也会是等比的情况。只不过，两个「生存」的定义和物质基础并不完全相同。但论突破「生存线」的难度，很显然，在大城市里要远远高于在二三线城市当中。也因此，小地方生活的人们，从规模上和难度上，都更容易建立起精神上的需求。

另一个横向的切片里，目前的现状，或许部分程度上，是来自于能满足精神需求的资源的不平衡，小城市里的人们便只能更倾向于自己去创造。我一直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最大的优势，来自于各种资源的聚集。最典型的，就是在满足精神需求的文艺领域，无论是话剧、音乐会、演唱会还是脱口秀甚至是相声，形式资源的缘起和发展，小地方远远不及。

而反过来，你又会发现，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有所谓的“采风”之说。大城市里的人们，会选择去更偏远的地方去过短暂的生活，去收集文艺创作的素材，最后又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呈现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的视野当中。这说明，普世视角里文艺大家们的创作灵感，总是需要回归到更不发达、更原始甚至更纯粹的地方，才能够显现出来。这种在大城市里的「匮乏感」，自古有之，从来不是新鲜事。

而我，是有真切的体感的。我认为，深度的思考与创作，是需要空间里的时间、时间上的空间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既需要有时间，也需要能够真的闲。人的身体，本就是这个自然界里最具艺术感知力和创造力的存在。就像我写东西一样，它们都是来自自然生发的力量。但前提是，你得让它靠近那个能够给予它能量与养分的土壤。滋养这个事情，来自于多个维度，它永远都被需要，也永远都会存在。

我生活过的地方，能让我生发起怀旧情绪的，并不多。粗略数来，第一个在大理，得益于初恋失恋的经历，我在那里真正意义上，第一回对人生留下感怀的文字；第二个是疫情中的墨尔本，准确来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塔内特（Tarneit），跟墨尔本的关系类似于北京三环里跟五环外的关系，得益于疫情封控居家上网课，我留下了我认为我人生当中，最具思考力和研究力的文字，让我自豪的是中英文都有；第三个是安吉，更聚焦地讲，是安吉数字游民村（DNA），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体感，它在我的生活体验里和文字风格中，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记；第四个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原生家乡，山西稷山县加庄村，因为一场丧礼，让我感知到了一方水土、认知到了一方的人，我对人与事物的观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又让处在特定时期的我萌生了更多想要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基础的愿望。

这四段短暂的生活经历，给我的文字里注入了新的东西。我不能一概而论道，我从这些地方获取到的都是养分。但我知道的是，它们没有性质上的好与坏，它们扩充了我对于世界的理解，拓展了我本来固有的狭隘的意识范畴。你可以理解为，每一次的相逢与经历，都是一种自我世界的重新构建。可能刚开始，这个世界里，只是贫瘠的土壤，后来慢慢有了前厅花园和后厅菜地；起初只是一间茅屋，后来又成了砖瓦房。

对此，我异常怀念，但此时的我，却暂时只能将自己困囿于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与记忆深处的影像偶尔碰个面，却难以再容自己不顾一切地深入到那样的景色之中。